[23]在具体操作上，法律适用问题作为诉因先由当事人提出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诉答，法官从当事人的对抗中决定冲突规范的使用，并最终决定是否适用外国法。
随着国务院多部门联合制定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网约车管理办法》）出台，政府对网约车的准入标准、价格设置等作了规定。例如，有学者对网约车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作了探讨，从保障乘客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将平台认定为承运人。
与此相对，正式稿则将以上规定全部删去，并确立了由国务院部门统筹指导，各地方政府部门具体负责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只规定原则性、程序性、底线性内容——如驾驶员需取得驾驶证、无暴力犯罪记录等，将车辆标准和运营要求等具体内容交给各地方政府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互联网会公开交易中买方和卖方反馈的评价信息，因而声誉评价机制的施行可以大幅降低交易风险。[41] McDonald, Daniel K, Reputation Will Teach the Sharing Economy to Share, University of Florida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Vol.27, Iss.2 (2016), pp.219-236. [42] 对外部性的描述可进一步阅读：Mishan E.J., The Postwar Literature on Externalities: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9, Iss.1(1971), pp.1-28. [43] 参见相博等：《共享经济视角下新型绿色交通的个体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7页。利益衡量一般是指在立法或法律适用过程中，为实现利益平衡，依据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在对多元利益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评价，并进行利益选择的一系列活动。[13] 参见陈越峰：《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22页。
其优势在于：第一，减轻政府的规制负担，降低过度规制、规制俘获等问题的发生几率。辅助性原则滥觞于德国，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原则，起初系私人自由优先的代名词，[18]旨在解决福利行政中私人和国家的职权分配问题。基本医疗卫生法可以借鉴巴西乡村医生的薪酬高于城市公立医院医生一倍的做法，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给予村医职工待遇，吸引医疗技术人员下沉基层。
其实，全民免费医疗并不是世界的主流做法，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也无法承担。《草案》第50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基本医疗服务实行分级诊疗制度。在基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实际上在一个系统内，不好分开。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章对社会医疗保险做了规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不需要再重复其内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如英国、意大利、德国实行了免费医疗或普遍覆盖的社会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政府也只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并不能无条件地满足患者的一切医疗服务需求。
卫计系统及医学界专家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尤其是在基层，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是分不开的，像乡镇的卫生院，既要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还要承担基本医疗服务，特别是村卫生室，它的主要职能现在变成了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从自由权视角看，国家及任何社会组织与个人不得侵犯公民的健康权，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为侵犯公民健康权的行为。对此，无需在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再作重复规定，或者原则性规定公民健康权受到侵害造成财产利益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提起民事诉讼即可。《草案》第1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健康权。
六、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分开立法还是合并立法 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免费提供，其体现的是普遍服务原则。《草案》第三章条理不清晰，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公共卫生，与第四章中的公共卫生重叠、交叉。《草案》第75条坚持了这一原则，明确规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向全体公民提供。分级诊疗是整个医改的核心制度，分级诊疗制度真正落实了，整个医改的主要目标就能加快实现。
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为国民补贴部分保险费的方式解决国民医疗费用问题，履行了宪法的积极义务。如前所述，基本医疗卫生法规定的健康权是社会权，对应的是政府的积极义务。
2015年6月1日国家全面放开药价，基本药物也取消国家定价。基于健康权的特殊性，其可诉性应从私法和公法关系两个层面加以探讨。
《草案》仅仅在第七章筹资与支付第76条规定了国家健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这远远不够，应当在公民的健康权利和义务一章增加公民医疗救助请求权的规定，在医疗服务的组织和提供一章增加医疗救助的规定，或者把医疗救助单独作为一章，彻底解决救助范围狭窄、救助程序复杂、救助消极的问题。必须明确的是，我国的家庭医生制度不同于英国、德国，不是医生个人及其诊所对患者负责，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是医疗卫生机构，法律责任由其承担。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狄骥提出：17世纪的主权理论已经破产，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成为公法的基础。我国《宪法》尚未明示公民健康权这一概念，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实定法意义上的公民健康权还不存在，不属于基本权利范畴。《草案》第77条第2款规定：发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和方式激励约束作用，引导医疗卫生机构合理施治，促进患者有序流动，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医疗服务权和公共卫生服务权是指公民有权在其居住地请求提供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的权利，政府有义务合理举办基本医疗设施，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目前实施分级诊疗制度难度很大，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落后地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存在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医务人员短缺，基本药物不能及时配送，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大打折扣。全民医保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
内容提要：健康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是落实这一权利的必然选择。《草案》第49条第1款规定：国家建立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其次，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健康权的社会权属性明显，应主要通过国家履行相应义务来实现。（四）公民遵守医疗秩序的义务 鉴于目前医闹现象频发，患者经常严重侵犯医务人员权利，患者的秩序意识、义务意识淡薄，基本医疗卫生法要明确公民有尊重医学科学规律和医务人员人格尊严的义务，有配合医疗机构进行诊疗的义务，不得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
《草案》第84条规定：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这两条规定和前述第21条、第45 条的规定相得益彰，它们从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公民健康权的宪法依据。因为国家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首先是要保障其能够用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医疗卫生服务。自由权意义上的健康权民法上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而且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民法意义上的健康权无法简单列举穷尽，该法不需要也不应该规定。
基于医疗卫生具有维护、促进健康的含义，笔者于本文中除提及《草案》具体规定之外，以基本医疗卫生法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最后，医疗服务本质上不是公共产品，需要通过立法把基本医疗服务拟制成公共产品。
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健康权的社会权属性明显，应主要通过国家履行相应义务来实现。在推广基本药物制度以后，我国规定基本药物实行国家定价，基本药物制度起到了控制医疗价格特别是基层医疗价格的作用。
为了维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促进健康公平，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的制度制定、规划安排、经费筹措、服务提供、综合监管中都应承担主要义务。原来我国只有职工医疗报销制度，农民和城镇居民看病都是自费，2003年和2007年我国分别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解决了非就业人员特别是农村人口的看病问题。
《草案》以公民健康权的公法权利的形式落实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保障人民健康的义务。《草案》第84条的规定可能引起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异议，上一轮医改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必须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必须把医疗服务拟制为公共产品，以国家为主来提供，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只能做为补充，且应当严格控制。同时，第16条相应修改为：公民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计委2016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发挥医疗保险基金控费作用的意见》，但由于医保的控费功能没有成为刚性的制度，加上医保部门本身缺乏控费动机，制约力有限，2017年底，全国出现大面积的医保支付困难，各级卫计部门不得不出面协调，直接要求各大医院控制高价药品器材的使用。
原来我国基本没有行政给付诉讼，1989年制定的我国《行政诉讼法》仅在第11条第1款第6项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全民医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奠基性的医疗卫生制度，需要在总则中做原则性规定。
实践中对困难人口补助医保费来进行医疗救助的方式，排除了大量应该救助的对象。（二）立法如何界定健康权 如前所述，基本医疗卫生法的基本宗旨是落实宪法规定的政府维护公民健康的积极义务，规定社会权意义上的健康权。
人类历史上，医疗一直是私人事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权思想滥觞，认为国家应对公民生存尽积极义务。这样，卫生部制定和发布的《基本药物目录》已无直接控制药品价格功能，基本药物的功能比当初大大缩减，实际上已经被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取代，除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用药外，该目录已没有其他实际功能。